磨盤和驢子—李劼與吳劍文通訊《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

小編按:本文中的幾封通訊是關於李劼的新書《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這本書在《論晚近歷史》的基礎上,添加了一些新的篇章,尤其是增加了新寫的先秦至清末民初的歷史《磨盤裡的王朝流轉》,將中國歷史與同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希伯來、古印度、西方文藝復興以及歐美現代文明的歷史進行了對照。李劼眼中的歷史,不同於從物質角度研究歷史的手段,而是以審美和精神維度為座標。他沒有那樣的雄心壯志,去研究一種大歷史觀,或者從歷史中研究出什麼社會真理,而是從一個個人物出發,剝絲抽繭,撥開歷史迷霧,引領我們看到歷史的真相。

先生好:

耽於塵勞,久未致信,實在赧然。最近有機會讀到新作,斷續有讀了三遍。因為認同,故於文章所言無所不悅,不違如愚。沒有什麼幫助,這裡分享一些喜悅。

十幾年前,我最感興趣的歷史階段,是軸心時代和二十世紀中國,一則是對先秦諸子思想高峰的渴慕,一則是希望讀懂我所置身的時代,從而找尋自己廁身於世的立足之境。所以,當時讀到《商周之交和百年激變》一文,感覺這篇切入了歷史的縫隙。這一系列文章,寫作過程漫長,最後形成《中國文化冷風景》,寫作過程中,有一氣呵成的《百年風雨》。老聃說,執今之道,以知古始,這兩部書,大概可以作為這樣的“道紀”。

中間這段民族歷史的流轉,不容易說。這段歷史中,政治的演變,和文化的積澱,雜糅在歷史長河裡,容易涵混。個人的文化的成就,往往被政治劫持,用以自證,這類強盜行徑,並不少見。曹雪芹的成就,鐵騎王朝並無功德,而清代文學的成績,最終以曹雪芹為標榜。彷彿曹家的抄家困頓,倒是對文化的玉成了。近代的劫持五四文化,大抵如是。只有看清個人在歷史中的行為,明瞭其動機,才能真正看清歷史的貢獻何在,罪責何在。

我套用經濟學家巴斯夏《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一文中的話: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和一個平庸的歷史學家之間的差別,就是優秀的歷史學家能夠看到事件後續發展的結果;而對於平庸的歷史學家而言,他只能看見眼前的事情,而忽略這件事情之後可能會帶來的巨大問題,巨大失敗。許多人只看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歷史粗淺顯豁處,並受到這樣眼光的影響,把他們的行為編織為歷史貢獻,看不到這些所謂“貢獻”給歷史帶來的無形而巨大的傷害。而能看到竇後隋帝明皇徽宗的歷史景深處,看到這些被重重幕布遮蔽的補天者對文化做了什麼無形而巨大的貢獻,方是巨眼。

所以這段歷史,難寫。面面俱到,那是把清理牛圈的過程完全展現,這種餖飣瑣碎的歷史耙梳工作,雖也有其價值,但歷史材料從來不客觀,本就是歷代之腐儒、刀筆吏在磨盤的牽縛下撰寫,浸淫久了,倒生出變態的感情來,也是有的。而“寸鐵殺人”地點出歷史文化關節處、要害處,則需要廓清雲霧,登眺高遠的大局觀。

《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概說》這篇新作,上銜先秦風景,下接百年風雨,六萬多字的篇幅,不是歷史現象羅列的泛泛而談,其重心所在,就是點出民族歷史中,那些重要的關節點,重要的歷史人物及其行為,給歷史帶來了怎樣的我們通常看不見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才讓我們的歷史文化成為現在所是的模樣。通過闡釋一些被打斷而消失的努力,告訴我們本可以是的模樣。

一個磨盤,兩頭驢子,是具象而精彩的比喻。像磨盤一樣不停輪轉著的王朝更迭,是看清楚歷史在輪迴,而非“進步”。那兩頭驢子:商韓集權手段,孔孟儒家學說,儒法互補,是看清輪迴的緣起,也即動力因。由此我再想到,磨盤束縛著驢子一輩子不堪其勞或自得其樂地原地轉圈,但磨盤的轉動,本身又是由驢子所帶來,所加固。此歷史輪迴之所以難以跳出,也鮮明地顯現出來了。

例如第一節關於秦始皇,剝開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量同衡這些概念的包裝紙,論析這些未必是文化進步的標記。那麼百代皆行秦政制,到底繼承的是一種怎樣的政治遺產,也就清楚了。譚嗣同一百年前“大盜鄉愿”的突然穎悟,至此也有了深入而堅定地思考和確定。

接下來的漢代,是一場流氓搶劫的成功,所以延續秦制,沒有創新。政治上是流氓搶劫,文化上是儒生之於華夏文化話語權的搶劫。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遺產,完全告吹。

曹操之於東吳的預設,使得劃江而治成為可能。南方之於文化的保護、吸收和傳承也得以可能。這一遺產,到曹丕一代便已告吹。

唐代繼承了隋朝的政治遺產,正如漢代繼承了秦代的政治遺產。不過隋的遺產,是對之前板結的政治結構的一次補天,一次鬆動,使得後來唐宋的文藝復興成為可能。

野蠻、流氓戰勝文明的事實,加上成王敗寇積非成是的謊言,決定了歷史的雙重墮落。滑落的過程,就是元以後的歷史。

有一句話我覺得特別醒目:“華夏民族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文藝復興,而是文藝復興所蘊藏的文化能量,沒能通過思想,轉化成文明創造的驅動力。”為什麼我們沒有思想?可以安於沒有思想的狀況那麼久?我們有過百家爭鳴,最後是最為膚淺的儒家學說劣幣驅逐良幣,最反人道的商韓之術大獲全勝。現在還在實踐著這一套,這個磨盤的馴化力量,竟然如此強大。

最近我看《莊子·天下篇》,注意到裡面列舉的思想家,有道家、墨家及其發展的別派,但沒有儒家。我突然意識到,這裡記錄的,就是中國軸心時代的“沙門思潮”,楊墨之言,是當時最偉大的思想成就。老子反周,墨子非儒,如果沙門思潮反對的是當時的婆羅門的話,周孔就是中國的婆羅門。然而正如佛教在印度消亡而婆羅門陰魂不散,儒家也在中國的專制體制下不斷借屍還魂而楊墨之言卻難聽見。偉大的思想,之於自己的民族,都在流亡狀態,這真是悲哀的事情。

劍文

劍文,

欣喜來信。分享你讀了三遍的喜悅。其實,此文完成之後,我自己也讀過不止一遍。總覺得意猶未盡。

此前的中國歷史,或者說二十四史,都是在一個二維平面上書寫的。好比是一種地面上的爬行。其中,難免孔丘式的故作高深或者司馬遷的想當然。更不用說司馬光的帝師腔調。儒家作史,基本上是趴著的,沒有天空的維度。因為從天空中看到的歷史景觀,與地面上爬行出來的史著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比較徹底的說法應該是,歷史書寫是俗人的樂趣。成道者不談歷史。佛祖,老聃,基督,都不談歷史。成道者關心的是生命本然的存在。而歷史,是生存的歷史。存在是沒有歷史的。伏羲先民留下的陶罐圖案,與生存無關,是生命和宇宙的密碼。古希臘陶罐上的圖案,生存意味很強。且不說戰爭場面,哪怕神話故事,也是世間諸相的描繪。伏羲族的圖案與佛祖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當吻合。倘若有人說,基督關注希伯來民族的生存歷史,肯定是謊言。同樣道理,老聃在道經裡談論的是不可言說之道,以道可道非常道開宗明義。至於政治和國家,老聃是放在德經裡講說的。道,是存在之道,無以言說。國是生存之道,故而以德闡發。佛祖的視角源自浩瀚的宇宙,芸芸眾生與日月星辰,似乎是一回事。所以老聃說,聖人不仁。不仁並非無情,而是愛者不言愛,悲憫者不言悲憫。二戰期間,面對日本人的侵略,蔣介石救國,汪精衛救民。在救國的背後蟄伏對權位的執著,救民者全然是以身飼虎。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在汪精衛是有所不為的。只是中國人始終沒能讀明白蔣、汪之間的這種區別。因為中國人讀史,了無天空的維度。

歷史的天空維度不僅是慈悲的,更是審美的。古印度的沙門思潮最後呈現的是慈悲。古希臘文化的鼎盛在於神話史詩戲劇雕塑等等共同構築的審美大觀。這兩者在先秦諸子時代,剛好闕如。老聃的德經聚焦於“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的為人準則,並非無相可言。莊子的逍遙止於齊物、晦於悲憫。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楊朱只好強調貴己,墨子沒有機會成為基督。從有圖案無文字的伏羲文化到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華夏文化的氣韻並非愈益恢巨集,而是日漸式微,不像古印度那樣從奧義書到釋迦牟尼次第綻放。這是先秦諸子與古印度沙門思潮的不同之處。儘管彼此都是從無言到有言的歷史演變。從森林裡走出來的沙門思潮,與從諸侯邦國紛爭的縫隙裡生長出來的諸子百家,迥異其趣。一者緣於大自然,一者輾轉於人世間。因此,最終由世故的孔丘和陰暗的商、韓勝出,也就勢在必然了。這就是兩頭驢子的由來。

華夏曆史上的政治最具慈悲品格的,也就是老聃所說的無為而治了。此乃竇太后的鶴立雞群之處。中國歷史上的皇帝,通常以折騰百姓的力度顯示其凶殘程度。最樂此不疲地折騰百姓的,無疑是最殘暴的。至於審美的嬌貴,是由宋徽宗體現出來的。這位藝術家皇帝的不同凡響在於,始終長不大。作為藝術家,這是難能可貴的品質;作為皇帝,卻無疑是場災難。試想,倘若讓莫扎特做皇帝,會是什麼光景?像宋徽宗這樣的皇帝,通常會被蔡京那樣的權臣、高逑之類的諛臣所包圍;或者替他打理朝政,或者陪他盡興娛樂。須知,這樣的藝術家皇帝生來就是為藝術為愛情而存在的。普契尼歌劇《托斯卡》裡的那段著名詠歎“為藝術為愛情”,彷彿為宋徽宗量身度做。世人只知這位皇帝喜愛花崗石的奢侈,而不懂那種於迷戀石頭之中的審美品味。那樣的品味要過五百年之後,方才在遠在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得以淋漓盡致。那裡雲集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雕塑家。宋徽宗骨子裡理當與波提切利、貝尼尼為伍,結果卻走錯了房間。

比起路易十四的燦爛輝煌,宋徽宗實在太悽慘。儘管政治成就與路易十四天壤之別,但其藝術品味和纏綿悱惻卻是路易十四難以望其項背的。當然,中國歷史上最像路易十四的還不是宋徽宗,而是隋煬帝楊廣。路易十四的政治軍事成就,楊廣全都獲得過。路易十四有能臣名將,楊廣奠定文官制度。路易十四建成了凡爾賽宮,楊廣則有東都洛陽。路易十四下令修築巴黎下水道系統,楊廣開掘出了大運河。路易十四是法國文藝復興的歷史地標,楊廣底定了中國歷史上的唐宋兩朝文藝復興。但又有哪個去凡爾賽宮觀光的中國遊客,會聯想到楊廣?正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當是路易十四的沉重賦稅造成的歷史後果,歷朝歷代的中國人被史書史著反覆告誡的乃是隋煬帝如何荒淫無恥。事實上,這位偉大的皇帝只不過是犯了喜愛征戰的毛病,與路易十四一樣,患有愛上戰場的多動症。那樣的個性,後來是被拿破崙所承繼的。

兩千多年來,漢語所書寫的歷史,沒有景深。歷史的景深是人文成就,不是物質標配。中國人的史著,兩大絕症,儒家偏見或唯物史觀。這兩種歷史書寫,都是平面上的爬行。西方的史學,在古代有史詩作天空的背景,至現代則有斯賓格勒的以審美為標高。將教堂的尖頂與紐約的摩天大樓作比較,並非宗教情懷,是審美趣味。那樣的比喻,湯因比絕對想不出來。湯因比的挑戰應戰理論,很膚淺。相比之下,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頗有歷史的縱深感。當然,要與其《論李維》對照閱讀。英國曆史上的金雀花王朝雖然很血腥,但又實實在在地拓開了憲政民主的先河。馬基雅維利能從李維的《羅馬史》中讀出政治奧祕,湯因比卻沒能就金雀花王朝領悟歷史的奧義所在。那個曾經說法語的王朝,一旦改成說英語,竟然無意間重新開啟了歐洲的人文歷史。在那樣的演變面前,湯因比的歷史著述,顯得非常蒼白。至於湯因比與池田大作的作秀,只能說是兩個俗物的廢話連篇。

中國人的歷史書寫,是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重新開始的。《商周之交與百年激變》提供的只是最初的框架。《中國文化冷風景》有幸獲得諸如《伏羲之道》、《失落的天書》之類的佐證。《百年風雨》中的歷史描述,正在漸漸地成為常識。需要指出的是,華夏曆史有很強的地域特徵。曹操為何默認了劃江而治?因為江東士族已成氣候。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戰爭大都是由北向南。曹操的止步,意味深長。可以預料的是,將來造就未來中國的戰爭很可能會由南而北。至於北方文化與江南文化的異同,只消指出王國維與張伯駒的區別便一目瞭然。一者是創造性的,一者的博物館意味十足。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致命傷在於,不曾弄明白中國歷史,便急於要打倒過去;不曾讀懂華夏文化,便嚷嚷著要推倒這個推倒那個。結果讓流氓文化和文化流氓坐大。磨盤依然,驢子照舊。在這樣的時空裡,選擇什麼樣的立場,在文化層面上都沒什麼區別。正派反派,只是角色區分罷了。人稱最後貴族的康同璧,會反串江湖革命;延安的一些熱血青年,一不小心就步了李巖的後塵。這本《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所提及的李巖,是個非常值得玩味的歷史現象。姑且稱作李巖現象。將最後的貴族與李巖現象作參照閱讀,就可以明白太極圖的奧義所在:正負或陰陽之間,是纏繞的、流動的。革命或造反的根本原因,大都出自妒嫉。打倒皇帝並非皇帝不好,而是自己沒有坐在皇位上。磨盤就是這麼轉動的。

中國人腦後的辮子從來沒有真正剪掉過。所以辜鴻銘要留辮子。中國歷史雖說是男人的歷史,但最精彩的政治家卻是北魏的馮太后,全然葉卡捷琳娜二世式的人物。其政治才能,其人物風流,都非常葉卡捷琳娜二世。馮太后沒有中國男人腦後的那根辮子。《紅樓夢》裡的老祖宗、王熙鳳、賈探春,並非杜撰臆想,而是有案可稽的歷史蹤影。當然,賈赦、賈敬、賈政更是司空見慣,至今不絕。醜陋的中國男人當中要數朱熹最醜陋。儒家四大妄人之中,韓愈是最可愛的。唐朝諸多詩人明星,最難相處的是李白,太無厘頭。最適宜交朋友的,就是韓愈。韓愈即便留著辮子,也照樣可愛。

兩千多年的漢語歷史書寫,從史著到演義,是一種從偏見到捏造的墮落。同樣的儒家立場,在司馬遷只是選擇性的褒貶、刪除、再加上想當然,在羅貫中卻是移花接木式的刻意偽造。《世說新語》以臥龍形容嵇康,蘇軾描繪周瑜“羽扇綸巾”,羅貫中居然有本事把“臥龍”移作諸葛亮的名號,把周瑜的扇子頭巾變成諸葛亮的裝束。後世的戲曲名角更是把個“借東風”、“空城計”唱得活靈活現,致使偽造成真。真實的諸葛亮其實就在那兩份《出師表》之中。從諸葛亮的自我表白裡,怎麼也讀不出羅貫中筆下的神仙形象。事情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但中國人從來不曾懷疑過那樣的偽造。相反,汪精衛以身家性命救民於倒懸,卻被國人異口同聲地罵作漢奸。愚昧,有時候是謊言製作者的同謀。

中國人仇恨皇帝是因為自己沒有做成皇帝,中國人仇恨侵略是自己沒有能力侵略他人。當中國人口口聲聲日本法西斯的時候,一不小心就在《大國崛起》電視片裡流露出了強烈到不可遏止的法西斯心態。磨盤就是這麼轉動的。

歷史書寫的天空維度一旦確立,平面上爬行的歷史就將黯然退場。氾濫成災的演義、宮廷戲、歷史劇,全都會成為過眼煙雲。什麼康熙、雍正、乾隆的,歷史上的眾多梟雄,最終全都付諸東流。羅貫中都會泛黃,更別提熱播一時的歷史劇。一旦思想不再流亡,那麼中國式的中世紀黑暗就將自然而然地結束。未來並不遙遠。

李劼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於美東新州西閒園

先生,

來信收悉。我很認同這句話:歷史書寫是俗人的樂趣。而這裡面又並非居高臨下的否定。如果以王國維“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境界觀照歷史,抉擇的俗人樂趣也是非常值得感懷的。如果不是以這種境界“下降”到俗人中,沒有習得這種天空的維度,那就只剩下地面爬行。我相信這也是司馬談與司馬遷的區別。木心說過一句話:如果司馬遷不持孔丘立場,而用老子的宇宙觀治史,《史記》這才真正偉大。換一句話說,如果當年學習天文曆法和道論的老聃之徒司馬談寫完了《史記》,而不是改宗儒家的司馬遷來寫,《史記》這才真正偉大。司馬談有宇宙觀,司馬遷沒有,這就是有天空視角的書寫和平面書寫的區別。然而這些看不見的損失,因為看不見,所以有些人意識都不會意識到了。

最高明的歷史書寫,大概就是紅樓夢那樣的,同時兼具富春山居圖的境界,和清明上河圖的意味。

我對“莊子的逍遙止於齊物、晦於悲憫”這一見地心有慼慼,這個“晦”字下得極準:不是沒有,但支離晦藏至極,暗而不明,鬱而不發。所以佛法東傳,使這一維度的開顯成為可能。這也是隋唐開始的文藝復興的背景:佛法在中國的傳承、興盛,於隋唐時期,達登峰造極的境地。有人以為唐朝沒有產生哲學家,也沒有思想家,他沒有看到,唐代最高的思想,是在寺廟裡,其群星璀璨,要在北宋之上。由於儒法劫持了家庭這一體系來壓迫個人,佛教的悲心未能在歷史中、社會上不斷延續、充分發展。這個慈悲的維度若不顯現,文藝復興無從復起,只會成為殭屍式的復古鬧劇,此其難者。

先生這篇回覆很有啟發性,值得許多有緣的人讀到。

劍文

劍文,

你覆信中所言俗人樂趣也是非常值得感懷一語,頗是寬慰。換一個角度,似乎也可說是略盡綿薄。當然,這就更俗了。本來無一物,故而無所謂盡不盡綿薄。還是樂趣所驅更實在。我說《紅樓夢》兼具《清明上河圖》和《富春山居圖》的潛臺詞,其實也是樂趣所致,並非綿薄所在。假設曹雪芹當年寫完《紅樓夢》之後將手稿付之一炬的話,對他本人來說並沒有什麼損失。因為寫作過程的樂趣已然滿足,他人的閱讀,是他人的樂趣。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區別,確實在於有無宇宙觀。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儒家僅看作一家之言。雖然對名家不甚了了,但司馬談並沒有像孟軻那樣惡言惡語。更不用說其對陰陽家和道家的推崇。由此可見,伏羲文化至西漢時期,在士子中依然有跡可尋。儘管西漢士子不明就裡,籠統稱之為黃老之術。

黃老並提實在是當時士人的一大誤讀。這兩者風馬牛不相及。老聃思想源自伏羲文化,當與箕子所說的《洪範九疇》參照及理解。作為遊牧首領的黃帝,其實是個文盲。就像後來的滿清得了江山之後惡補漢語文化,黃帝獲勝之後也使勁學習伏羲文化。如今殘存於世的《黃帝內經》與其說是彰顯了黃帝的如何了得,不如說是儲存了黃帝如何學習伏羲文化的文字紀錄。從《黃帝內經》的對話裡可以發現,伏羲族不僅深諳天文曆法,而且精通醫學,熟知人體奧祕。所以我說,伏羲文化是對宇宙和生命的精妙領悟,僅從天文曆法闡說是遠遠不夠的。伏羲族的文化起點之高,恐怕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反過來說,華夏民族在歷史文化上的淪落程度,也足以讓其它民族望洋興嘆。

你說得很對,唐代思想家確實是在寺廟裡。禪宗六祖,個個修為非凡,博大精深。北宋那些所謂的思想家與之相比,猶如雲泥。由此也可見,杜牧詩中狂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多麼輕浮。更為輕狂的當然是名列北宋五子之首的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相比於老聃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士子要墮落到什麼樣的地步,才會說出如此這般的胡言亂語呀。可以說,後來朱熹的邪惡,始自張載的瘋狂。更後來的解放全人類,也可以從張載的這種瘋狂中找到由來。面對這樣的瘋狂,柳詞應該是最好的解藥。因為柔情是日常的也是正常的。人無柔情,心腸也就鐵石了。

需要談論的話題很多,《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概說》只是篇導言,拋磚引玉,從而將更多的求索寄望於他人、眾人或者說有緣人。文字閱讀與人際交往一樣,最終都是緣份。不必強求也不能強求。是的,讓有緣人分享。

李劼

二0一九年三月五日於美東新州西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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