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歷史)是誰,用鏡頭真實記錄了延安?(上)

如今在一些文獻片中,觀眾仍可以看到反映抗戰期間延安生活的影像資料。儘管畫面已不甚清晰,聲音也偶有中斷,但對昔日場景的如實復原,對當年生活的細緻再現,對領袖風采的準確捕捉,對戰鬥瞬間的真實記錄,更襯托出這些影像資料的珍貴和難得。

那麼,這些影像資料的攝製者是誰?那些記錄延安生活的膠片又是如何穿越歲月滄桑留存至今的?第一位拍攝陝北的外國記者是誰?拍攝了紀錄片《四萬萬人民》的世界紀錄電影大師伊文思,為何只能間接的完成去延安拍攝的心願?除了外國攝影師,哪些中國藝術家也將鏡頭對準了陝北?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新聞紀錄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為何膠片失蹤後又離奇的再現?為人熟知的南泥灣開荒生產的事蹟是如何傳揚開來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陝甘寧邊區指揮解放戰爭的珍貴鏡頭,又是誰記錄下來的?本期檔案揭祕,李涵為您講述:是誰,用鏡頭真實記錄了延安?(上)

2011年4月,國際檔案理事會城市和地區檔案館在上海舉辦“綠色檔案建築”研討會。前來參會的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現代歷史檔案館負責人,為上海市檔案館精心準備了一份珍貴禮物:長達23分鐘的記錄1938年延安生活的影像資料。拍攝者是瑞士著名記者兼攝影師沃爾特·博斯哈德。這段短片是首次在中國披露。

當年,像沃爾特·博斯哈德這樣的外國記者還有好幾位。他們輾轉來到中國,衝破國民黨的阻撓奔赴延安進行採訪。他們帶來的攝影機,第一次將延安的生活留在了電影膠片上。此外,香港的進步電影人、解放區的電影工作者,也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冒著生命危險,用有限的裝置和器材,為後人留下了生動珍貴的延安影像資料。

博斯哈德(左)與毛澤東

表現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生活的最早的新聞電影素材,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錄的。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當時的陝甘寧地區,作為紅軍大本營所在地,卻被“千千萬萬敵軍所組成的一道活動長城時刻包圍著”,特別是“如同堅石炮壘一樣有效的新聞封鎖”,使那裡發生的一切都不被外界所知。在各種混亂的傳言中,外界對這一地區的興趣反而愈加強烈。此時,一位美國出版商找到斯諾,請他完成一本關於中國紅軍的書,並簽訂了合同。但嚴密的軍事封鎖,讓斯諾始終找不到進入陝北根據地的渠道。

眼看合同就要到期,1936年5月底,斯諾突然得到訊息,紅軍與在那裡“圍剿”的東北軍已祕密休戰。這個難得的機會不能錯過,但由於長期資訊阻隔,斯諾對旅途的危險、自然環境的惡劣,特別是紅軍對他的態度都無法把握。好在還有一封朋友託朋友用隱色墨水寫給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就這樣,斯諾出發了。

作為第一個進入蘇區採訪的外國記者,斯諾隨身攜帶了一架16毫米的攝影機。在廣泛採訪的同時,他利用這架攝影機將蘇區的生活第一次記錄在膠片上。其中不僅有毛澤東、周恩來等紅軍領袖的形象,也有紅軍步兵和騎兵操練、檢閱及野戰演習的場景。此外,對根據地舉辦的八一運動會球賽和部隊的文娛生活,也有一些記錄。

隨後,斯諾將這些片子帶回北平。1937年2月,他在燕京大學的臨軒湖,舉辦了一個陝北採訪的照片展覽,同時放映了這些新聞素材影片,並親自解說。參觀展覽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興奮,她就是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陳波兒此次是率上海婦女兒童慰問團赴前線慰問的,回到北平時,原想在這裡演出國防戲劇進行抗日宣傳,但遭到當局阻撓。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們的劇目《漢奸的子孫》等四個獨幕劇才得以在燕京大學禮堂演出。恰巧在這時,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諾的展覽,看到了紅軍領袖的形象和蘇區的真實生活。陳波兒非常激動,回到上海後,偷偷將這個訊息告訴了好友袁牧之,這也促使袁牧之這位著名電影人在不久之後,拋棄上海的生活,奔赴延安拍攝新聞紀錄片。

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

1936年底,繼斯諾之後,美國年輕的進步攝影師哈利·鄧漢姆帶著一臺16毫米的手提攝影機,輾轉跋涉,從紐約來到陝北根據地,進行拍攝活動。此行時間雖然不長,但鄧漢姆完成了不少記錄陝甘寧根據地和紅軍生活的電影新聞素材。

關於鄧漢姆在陝北活動的情況,現存的材料很少,不過他拍攝的記錄陝北根據地的影像檔案卻留存下來了。1937年下半年,鄧漢姆在中國完成拍攝任務後,帶著這些影片素材回到美國。此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鄧漢姆就與紐約的一家由美國進步電影工作者組成的邊疆影片公司合作,很快製作完成了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

這部影片從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開始,用中國百姓被炸傷亡及顛沛流離等鏡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然後,鏡頭馬上又轉向了陝北連綿不斷的山巒,以及站在山頂崗樓上放哨的紅軍戰士,以此拉開記錄陝北生活的序幕。影片還留下了紅軍戰士生活、學習和開展文體活動的鏡頭,紅軍醫務人員為老百姓打預防針,老鄉送子參軍、歡迎紅軍進村的鏡頭等。最珍貴的是,影片用大量篇幅記錄了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演說的實況,以及延安召開抗日群眾大會,邊區軍民高漲的抗戰熱情和毛澤東、朱德在大會上演說的情景等。這部影片的放映,對當時世界人民瞭解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1941年,鄧漢姆應徵入伍,擔任太平洋戰區空中偵察攝影。不幸的是,在二戰即將結束時,他以身殉職。鄧漢姆為中國人民抗日鬥爭所做的貢獻,被永遠定格在膠片上。

斯諾的陝北報道發表後,引起了在華的外國記者對抗日根據地的極大興趣。1938年初,瑞士新蘇黎世新聞社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從北平來到武漢,並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見到了周恩來,明確表達了希望到延安採訪的意願。

不久,博斯哈德與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阿·斯蒂爾一起,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安排下,隨八路軍運輸物資的車隊前往延安。

此時正是冰雪消融的季節,滿載貨物的軍用卡車在泥濘的山路上顛簸,博斯哈德興奮地用照相機和攝影機拍攝下沿途風光和車隊行程。沿途經過的三原、宜君、洛川、鄜縣(今富縣)、甘泉等集鎮,都是車隊住宿休息的地方,博斯哈德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這些陝北小鎮沿街的建築風貌和人情世態。當接近延安時,路上隨處可見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他們友好地向經過的車隊招手示意,臉上的疲憊被興奮替代,這些感人的場景都被博斯哈德捕捉並記錄下來。

經過整整6天的行程,博斯哈德終於抵達延安。他很快投入到工作中,拍攝了抗大、陝北公學和魯藝的學員們在延河邊洗漱,在院子裡集體用餐,在晨光中上早操,在晚霞裡遊戲、散步、唱歌、打球等豐富多彩的活動。最讓博斯哈德難忘的是,在鳳凰山下的一孔窯洞裡,他還拜會了毛澤東。

博斯哈德對毛澤東的訪談持續了近3個小時,毛澤東說話簡潔、有力,看問題深刻透徹,不拿腔拿調,不拖泥帶水。這些都給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毛澤東的智慧與自信,讓博斯哈德終生難忘。

回國後,博斯哈德將他1938年從西安到延安沿途拍攝的影畫素材,製作成了一段長達20多分鐘的黑白無聲紀錄片《通往延安之旅》。該視訊原件完好無損地存留於世,現藏於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現代歷史檔案館。除此以外,該館還藏有不少當時博斯哈德在華時期的檔案,如博斯哈德的護照、外籍新聞記者註冊證、採訪毛澤東的記錄稿、拍攝的延安照片等。這些檔案被上海市檔案館製作成展覽資料,完整地再現了博斯哈德當年的延安之旅。

1938年4月博斯哈德採訪毛澤東的記錄稿

在採訪錄製中國抗戰影像檔案過程中,蘇聯記者羅曼·卡爾曼同樣功不可沒。到中國後,卡爾曼先是在國統區拍攝,1939年5月,他突破國民黨封鎖,從重慶來到延安。他的到來,受到延安文藝界和新聞界熱烈歡迎,新中華報社和青年記者聯合會還專門為他的延安之行舉行了聯歡會。5月25日,毛澤東特別安排接見了卡爾曼。

卡爾曼在中國一年,走了11個省,拍攝了1萬米的新聞電影素材。其中在陝北積累的影像檔案更為豐富也更為珍貴,有延安工人學校的開學典禮,魯藝、八路軍醫院、安塞託兒所、印度援華醫療隊等的活動情況。毛澤東看檔案、寫文章、演講、檢閱、散步等反映領袖真實生活的情景,也都被卡爾曼一一定格在膠片上。

回到莫斯科後,卡爾曼利用在中國採訪的十幾本的記錄,撰寫了《毛澤東會見記》等長篇通訊,並將拍攝的1萬米的新聞電影素材編輯出兩部反映中國抗戰的大型紀錄片《中國在戰鬥》《在中國》。

羅曼在拍攝

還有一位在抗戰期間率先來到中國的世界著名攝影師讓中國人民不能忘記,儘管他並沒有踏上延安的土地。這就是荷蘭籍世界紀錄電影大師尤里斯·伊文思。

伊文思一直致力於拍攝反映人類進步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紀錄片。1938年1月,伊文思同兩名助理一起,帶著一架特勃裡大攝影機、兩臺手提式埃摩攝影機和2萬米的膠片,通過美國援華協會的關係來到漢口。他原本準備立即奔赴前線拍片,但國民黨政府極力阻撓,並派人監視,不讓他與共產黨人接觸。後來,他爭取到拍攝臺兒莊戰役的機會,並一直祕密籌劃前往延安。當趕到西安時,國民黨對他的限制更加嚴厲,甚至要求他每晚7點以後不能離開旅館。無奈之下,他不得不返回漢口。

不久,他拍攝延安的願望間接地實現了。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他與即將赴延安拍攝紀錄片的袁牧之見了面。伊文思非常羨慕袁牧之能夠赴延安拍攝,主動提出願意把自己的一臺35毫米手提攝影機和幾千尺膠片留給他。正是伊文思贈送的這些裝置和器材,成就瞭解放區開創自己的電影事業。此外,在八路軍漢口辦事處,伊文思還拍攝了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工作、學習的鏡頭。

離開中國後,伊文思根據在中國拍攝的新聞電影素材,編輯完成了長篇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其中有關延安的鏡頭,他借用了鄧漢姆在延安拍攝的素材。這部優秀的紀錄片在美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放映時,受到觀眾熱烈歡迎。隨後,伊文思將這部影片的放映收入購買成藥品,贈送給正在與日軍英勇作戰的中國人民。

除了外國攝影師,哪些中國藝術家也將鏡頭對準了陝北呢?

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

抗戰爆發不久,香港南粵影片公司的粵語片青年導演林蒼,就想通過攝影機將抗戰時期的延安生活記錄下來,以便讓全國有正義感的人們瞭解陝北蘇區的戰鬥生活。他先是輾轉找人介紹,與八路軍漢口辦事處取得聯絡,徵得他們同意後,又邀請公司同事徐天翔和金昆,組成青年攝影團,帶著攝影器材和膠片,於1938年3月從香港出發趕往漢口。隨後,他們又依靠八路軍漢口辦事處的幫助,到達西安,並經西安來到延安。

青年攝影團在延安受到熱烈歡迎,八路軍政治部負責安排他們的參觀採訪活動。三個月的訪問活動很快就結束了,他們拍攝了不少反映延安生活的新聞電影素材。

6月,三位青年返回香港,立即投入到影片的後期製作中。不久,一部記錄延安生活的紀錄片順利完成,取名為《西北線上》。雖然由於當時一些客觀的原因,這部片子沒能反映出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但內容還是很豐富的:延安的自然風貌、市容街景,抗大、魯藝等學校的學習和生活場景,八路軍野戰訓練和日常生活的鏡頭都記錄在了膠片上。反映領袖活動的鏡頭主要是毛澤東在抗大和延安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上的講話實況。

與此同時,林蒼還利用從延安拍攝的圖片,編輯出版了《西北線上》一書。他還給八路軍政治部寫信,表達了希望再次赴延安拍片的願望,但不久因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國民黨在國統區到延安的途中設定了重重障礙,林蒼的拍片計劃便再也沒有實現。

1941年6月,影片《西北線上》改名為《延安內貌》在香港放映,受到了愛國觀眾和媒體的熱烈歡迎。香港的觀眾第一次對中共的情況有所瞭解,也由此看到了抗戰勝利的曙光和中國的希望。

抗戰爆發後,袁牧之從上海來到武漢。他有一個願望,到延安去拍攝新聞紀錄片,創辦解放區自己的電影事業。在武漢逗留期間,袁牧之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告訴袁牧之,黨也正準備在延安成立自己的電影機構,決定派他馬上赴香港採買拍攝影片所需的攝影器材。

1938年初夏,袁牧之來到香港,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的幫助下,購買了一架16毫米電影攝影機和近萬尺膠片。剛回到武漢,周恩來又安排他與荷蘭攝影師伊文思見面並接受了伊文思贈予的一臺35毫米手提攝影機和幾千尺膠片。

1938年7月的一天,袁牧之和應他邀請剛剛從上海趕到武漢的攝影師吳印鹹一起,帶著一大一小兩臺攝影機和萬餘尺膠片,奔赴延安。

1938年8月,八路軍政治部電影團,即延安電影團成立,著手拍攝第一部長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按照袁牧之撰寫的拍攝提綱,影片主題為“天下人心歸延安”。影片分為四個部分:抗戰爆發後,全國進步知識青年,衝破封鎖奔赴延安;介紹延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反映八路軍的戰鬥生活;知識青年經過學習後,分赴前線工作。

影片開始拍攝時很順利,在延安拍攝的鏡頭豐富多彩。隨後,袁牧之準備率攝影隊前往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拍攝。臨行前,毛澤東還專門邀請攝影隊隊員前去做客。

那麼,解放區自己拍攝的第一部新聞紀錄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為何膠片失蹤後又離奇的再現?為人熟知的《南泥灣》開荒生產的事蹟是如何傳揚開來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陝甘寧邊區指揮解放戰爭的珍貴鏡頭,又是誰記錄下來的?明天,李涵繼續為您講述:是誰,真實記錄了延安?(下)

《黨史博覽》劉守華

Comments

comments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