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彈危機的前夜:這曾是世界離全球核大戰最近的一次

近日,朝鮮半島的局勢日益緊張,核戰爭的陰雲再一次籠罩在世界上空。朝核問題也許是冷戰結束後,世界上最嚴重的核戰爭危機了,不少人把它的嚴重程度,與發生在55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相提並論。

古巴導彈危機早已不是個陌生的話題,當核利劍懸於人類的頭頂,沒有人不會不寒而慄。事實上,古巴導彈危機只是當時美蘇對抗的一個縮影,在危機發生的前夜,美蘇在不少外交場合的刀光劍影,已經預示了這次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戰爭危機,並非朝夕的空穴來風。

美國曆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是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密友,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紀念肯尼迪的傳記《即逝的閃耀之光》中,還原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古巴導彈危機的前夜

上任伊始,肯尼迪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困難重重。先是因為輕信他人而導致豬灣慘敗,赫魯曉夫認為美國總統是個軟骨頭,冒險挑起柏林危機,但受到美國及其盟國和聯邦德國人民的一片反對。於是,蘇聯領導人試圖通過在古巴部署導彈尋求補償,但肯尼迪先是當面談判,繼而實施封鎖,化解了導彈危機。

但越南南部、拉丁美洲問題越來越嚴重,在美國國內也面臨核試驗、太空競賽、大型鋼鐵廠勞資糾紛和南方民權衝突的挑戰。肯尼迪本著和平戰略,逐一化解,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讓步,堅持不派軍隊去越南,堅決推進《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簽署。

肯尼迪以其遠見卓識、仁義愛心的演講感動了對手,進而影響了中蘇關係。他又是一個愛父親的兒子,愛自己子女的父親,推己及人,在談到需要阻止核試驗時,他告訴你:“在這個問題上,我是還未出生的幾代人的總統,而且也不只是美國幾代人的總統。”

赫魯曉夫的震懾

1961年3月,美蘇兩國的外交人員安排了兩國的領導人在當年6月進行會面,地點則是在較為中立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年輕氣盛的肯尼迪,而蘇聯方面則是老謀深算的赫魯曉夫。這將是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以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回見赫魯曉夫。

在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機之後數年,美蘇之間的對抗看似趨於平淡,實則各自打著算盤。1961年4月17日,就在兩國領導人會談敲定數週以後,美國在古巴發動了“豬灣事件”(編注: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豬灣<豬玀灣、科奇諾斯灣>,向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豬灣事件標誌著美國反古巴行動的第一個高峰。),很快以失敗告終,距離會談僅有兩個多月時間。

當時,肯尼迪考慮延期與赫魯曉夫的會面,因為此時無論綜合國力還是國際輿論,美國皆落於下風:蘇聯的工業增長遠超美國,擁有氫彈,在洲際彈道導彈的研發中也超過美國。而“豬灣事件”的行動失敗,更使得美國在國際輿論上的情況雪上加霜。

1961年初,赫魯曉夫曾在講話中隱約透露了對核戰爭的立場。他認為,因為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戰不可能發生,但“解放戰爭和人民起義”則不同。蘇聯會向在“正義戰爭”中為獨立自主而戰的人提供“無限的支援”。顯然,赫魯曉夫對於核武器的認知非常清楚,擁核的目的不是為了主動打核大戰,更多是為了威懾。這種威懾對西歐國家的作用更大,而對於己方的同盟,核保護傘意味著定心丸。

而對於肯尼迪來說,更為嚴重的形勢是,赫魯曉夫把他看做一個缺乏經驗的“菜鳥”。赫魯曉夫在關於柏林問題的講話中公開放話,稱如果“帝國主義”拒絕考慮“實際情況”,蘇聯將“採取斷然措施”,並“在年底前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署和平協定”,該協定保證將把民主德國前線的任何“侵犯”視為“攻擊所有華沙條約成員國的侵略行為”,那將意味著“英國、法國和美國要麼必須撤出其所有軍民,要麼開戰”。

肯尼迪的智囊,美國的克里姆林宮問題專家埃夫裡·哈里曼認為,赫魯曉夫不過是想震懾住肯尼迪,他建議肯尼迪避開赫魯曉夫的日程安排,但不必高估他的對手。但肯尼迪認為,赫魯曉夫未必不比自己緊張,在心理戰上不能從開始便輸給對手,於是決定按原計劃前往。

盟友法國

肯尼迪沒有直接前往維也納,而是繞道了巴黎。他深知柏林問題不可能繞過西歐國家,更何況北約作為美國對抗蘇聯的前沿陣地,必須維護盟友間的團結。德國分裂以後,法國無疑是西歐的代表,而法國領導人戴高樂更是深受歐洲人民尊敬和愛戴。因此,肯尼迪選擇了法國作為了會談的前哨。

在與戴高樂的會晤中,美法雙方保持了求同存異的立場,比如法國由於自己精力的考慮,決定將勢力退出印度支那半島。但在柏林問題上,美法無疑站在同一戰線上。戴高樂雖然對法國在北約中的角色,歐洲一體化的程序,法國擁核等問題,與美國的想法有一些出入。但面對東方蘇聯的威脅,以法國一己之力,顯然無力應對。支援肯尼迪對柏林問題的強硬,無疑能為本國爭取最大的利益,這一點兩位領導人很快達成了一致。

獲得重要盟友的支援,給肯尼迪心裡增添了幾分信心。而戴高樂作為外交上的老前輩,更是“傳授”了他一些對付赫魯曉夫的技巧。戴高樂認為,赫魯曉夫很清楚核武器存在的意義,打傳統裝備的戰爭,西歐盟軍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只有核武器才能扭轉局勢。在雙方都擁核的情況下,哪怕發動常規戰爭,也是發動核戰爭的訊號了。如果肯尼迪能堅持不在柏林問題上讓步,並讓赫魯曉夫知曉,美國將重複當年柏林空運的行動,蘇聯就會退讓。

當然,肯尼迪訪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夫人傑奎琳功不可沒。傑奎琳可以說開創了當代美國“夫人外交”的先河,她的法國血統、巴黎大學學生經歷讓要面子的法國人十分著迷,而流利的法語更是消除了法國政客們與丈夫的隔閡。以至於在訪問結束的告別午宴上,肯尼迪這樣說道:“我就是那個陪傑奎琳·肯尼迪來巴黎的人,我樂在其中。”在他們話別時,戴高樂稱肯尼迪“我的朋友”,並表示:“現在,我對你的國家信心更足了。”肯尼迪獲取了法國的支援,也對夫人的貢獻心懷感激,因為到了維也納,就再沒有戴高樂這樣的“老江湖”給他撐腰了。

脣槍舌劍

果不其然,到達維也納的第一天,“夫人外交”就失去了作用。在外交場合,相比生澀的肯尼迪,赫魯曉夫早已久經沙場。在歡迎宴會上,赫魯曉夫在講話中引用當時烏克蘭教師的人均收入,與沙皇時期進行對比,以彰顯蘇聯體制的優越性。傑奎琳試圖轉移赫魯曉夫的注意力,她說道:“噢,赫魯曉夫先生,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但赫魯曉夫卻微笑著跟她談起了蘇聯的太空狗斯特雷卡,說它不久前剛生了一窩小狗。

在1961年的太空競賽中,蘇聯人領先了一步。而作為蘇聯太空勝利成果的斯特雷卡,無疑用冷冰冰的國家實力,把傑奎琳的魅力噎回了肚子。而傑奎琳只能用“多討人喜歡”“多可愛”之類的話,來圓自己的場。後來,即使這些圓場的話,也被赫魯曉夫抓住了羞辱肯尼迪的機會。三個月後,在柏林牆高駐,第三次柏林危機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候,肯尼迪卻收到了一份赫魯曉夫的“禮物”,並附上了一封信。信中這樣說道,赫魯曉夫和妻子很高興能“滿足肯尼迪夫人的願望”,送給傑奎琳這隻小“普辛卡”,它是世人皆知的宇宙旅行者“斯特雷卡”親生的後代……

斯特雷卡開啟了雙方在維也納的交鋒,但這只是個引子。談判過程中,赫魯曉夫經常沉默不語,不讓對方抓住把柄。而這種陰鬱的沉默是對肯尼迪巨大的心理考驗。當肯尼迪提到,如果判斷錯誤就會有引發核戰的危險,赫魯曉夫“狂怒起來”,“開始叫嚷”:“誤判!誤判!誤判!我從你們的人、你們的記者、你們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朋友那裡聽到的,都是這個該死的詞——誤判!你應該把這個詞帶走,埋進墳墓,永遠不要再用它!我討厭它!”

從場面上看,蘇聯人處於強大的攻勢,正如他們在軍事威脅上表現的那樣。但肯尼迪已經敏銳地理解了赫魯曉夫的意思:對於核戰爭,恐懼的不僅是美國,蘇聯也一樣。那麼對於核武器的部署,存在的作用就只有一個——防患於未然的威懾。

更大危機的前奏

即使對手難纏,“菜鳥”肯尼迪還是硬著頭皮把會談進行了下去,並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肯尼迪在會談中指出,一旦走錯路(爆發核戰爭),就會帶來巨大的後果,那就是“無數美國人的屍體,無數蘇聯人的屍體”。赫魯曉夫心中其實也底氣不足,1961年正是中蘇交惡的重要年份,蘇聯並不想受到東西兩線的戰略壓力。

會談進行了兩天,雙方的氣氛一直沒有緩和。在即將結束的午宴上,肯尼迪仍然抓住一切機會逼赫魯曉夫讓步,但赫魯曉夫顯然不願意改變立場,並堅持會在12月與民主德國簽署之前所說的和平協定。這件事之後,他確認“美國將失去其在聯邦德國的權力”。如果美國因此選擇開戰,“那是你的問題”。

肯尼迪對此迴應:“想迫使改變的是你,而不是我。”赫魯曉夫爭鋒相對,表示他的決定是最終決定。就在這時,肯尼迪突然厲聲說道:“那將會有一個寒冷的冬天!”並轉身大步離去。

兩個月後的8月13日凌晨,東德軍隊一夜之間築起了一道高牆,這堵高牆過了三十年才在德國統一的呼聲中被推倒。雖然在當年年底,赫魯曉夫出於緩和局勢的需要,並沒有如約與民主德國簽訂和平協定。但肯尼迪在維也納的堅持,讓他看到了美國人毫不讓步的決心,於是他決定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來逼美國人就範,更大的危機正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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